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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80年祭  

2007-05-17 16:51:58|  分类: 文章选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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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1927年5月9日,一辆开往包头的专列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。徐炳昶、袁复礼、黄文弼、丁道衡等中国学者与瑞典大探险家、地理学家斯文·赫定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了长达6年的旅程。 


 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为主,与外国平等合作的大型科考团,先后共有团员38人,其中科学家30余名,中外各半,在中国西北部约4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。 


  导火索 
  1926年冬天,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第5次来华。此前,他因在中国新疆、西藏的考察而名声大震。1895年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“死亡之旅”差点让他陈尸沙海,而1900年楼兰古城的发现确立了他作为一名探险家的世界性声望。 


  与以往不同,此次来华,斯文·赫定带来了一支由不同学科科学家组成的大规模远征队——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,为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作航空气象探险。 


  1927年1月30日,在北京西郊张作霖大帅府,斯文·赫定得到了张作霖半个小时的接见。张作霖答应电告新疆督军杨增新,探险队将进入新疆境内考察,并给了赫定一份电报副本和一封亲笔信。拜访张作霖之前,斯文·赫定已经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许可,而这封加盖了张大帅红印章的信,使他更加确信中国西部偏远省份的所有大门已经向他敞开。 


  赫定与北洋政府签订的条约内容包括:考察只容中方2-3人参加,负责与沿路地方政府接洽,限期1年即需返回;将来采集的历史文物先送往瑞典研究,等中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后再送还。 


  3月初,这两条协议一经传出,舆论哗然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、马衡等,联络在京各个学术团体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,商讨对策。3月5日,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、北京大学考古学会、历史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、中央观象台、古物陈列所等14个学术团体决定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,发表宣言,反对外国人随意进入中国掘取古物。 


  第二天下午,这个“坏消息”传到斯文·赫定耳中,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,因为此前,类似在中国境内的探险活动屡见不鲜。 


  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,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现代科学大发展的需要,欧美国家掀起了一股探险热潮。一批接一批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地在中国西域察看山水地貌、测绘地图、收集生物标本、勘察矿床、发掘历史遗址、盗窃地下文物古籍、剥取石窟壁画,并将盗窃所得源源不断地运出境外,充实了自己的博物馆。 


  许多著名的外国文物贩子当年正是打着“科学考察”、“探险”的旗号在中国肆无忌惮地盗抢文物。最惨痛的例子就是英藉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、法国人伯希和、俄国人奥登堡、日本人大谷光瑞、美国人华尔纳对敦煌文物的洗劫。 


  而1927年,斯文·赫定和他的探险队所面临的中国,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、新文化运动、五四运动的洗礼,民族独立自觉意识空前觉醒。尤其在北京,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新型知识分子,他们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爱国情感和国家主权意识,而且许多人受过正规的近代科学训练,有留学背景,具备了相当的科学研究能力。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逐渐形成,不再俯首于摇摇欲坠的北洋政府的官方意志,对外国来华探险者有本能的反对。 


  十九条 
  面对北京学术界的强烈反对之声,斯文·赫定四处活动关系。随着舆论压力越来越大,自身难保的北洋政府也开始改变态度,劝他与学术界直接接触。 


  1927年3月9日,斯文·赫定主动致函沈兼士,请沈代向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转达:将此行所获历史文物全数由随行的中国学者带回北京。 


  第二天,他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沈兼士,并见到了马衡、徐炳昶等。赫定特别注意到哲学历史学家徐炳昶和声乐学家刘半农,“他们都在巴黎大学留学多年,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。”此后的谈判中,主将刘半农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。 


  一方面,作为一位科学家和探险家,赫定不同于殖民主义者和盗宝人,他表示:中国人要求将所有考古发掘物在他们自己的博物馆里保存的要求,是符合任何文明国家中通有的法律规定的。 


  另一方面,他私下认为,不管是从科学水平上还是从组织上,中国人的研究水准还不足以组织一次现代的探险。当时中国的学者要发展科学,必须努力争取外援,眼前就是一次机会。 


  这是双方谈判的基础。接下来1个多月的唇枪舌战、讨价还价中,虽然赫定与中国学者的争论与对抗时而升级,但最终达成了协议。4月26日,双方很客气地在一张长桌的两旁坐下来,签订了“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·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”19条。 


  协议规定:此次考察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下设理事会监察并指导;设中外两名团长,拥有同等权力;10名中国团员参加;采集品由中国团长负责运往北平,经理事会审查后处置;涉及中国国防国权的事物不得考察;经费由赫定负责,中国团员每月补助费850美元;考察期限为两年;协议附有英文译本一份,应以中文为准等。 


  斯文·赫定在回忆中写道:“中方代表用饱蘸墨汁的毛笔刚刚写下第一笔,一位摄影师按下了快门,闪光灯一亮。接着,我也用钢笔签了字。中文原件非常讲究,用的纸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” 


  “至此,中国人在竞争中终于得胜了,惟一剩下的事就是要看看已达成的协议怎样付诸实施。” 


  “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” 
  “十九条”的签订,大大鼓舞了中国学术界。刘半农曾在一次大会上兴奋地说:“协议尤有一精彩之处,即该协议解释,须以中文为准。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。”他还戏称这是“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”。 


  至此,再有外国人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或探险,必须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为样板签订相似的书面协议,以“找宝”为惟一目的的探险自此退出了中亚舞台。也正因此,斯文·赫定遭到了外国同行的抱怨,“接受这些荒谬的条件使得其他探险队在进行活动时面临极大困难。” 


  1929年3月,美国人安德鲁斯来华。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,因无法接受中国方面的条件,探险计划不得不夭折了。1930年他再次来华,不得不与中国方面签订了类似“十九条”的协议,才组建了中亚考察团。德国人德林克尔已组建探险队,因无法与中国方面签订协议而未能成行。1931年法国方面与中国方面签订了类似协议,才组建了中法科学考察团,后因法方不尊重中国主权,蛮横对待中国团员,在学术界引起公愤,仅5个月就被解散了。 


  对此,斯文·赫定评价道:“像安德鲁斯那样,为给美国一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增加收藏而进行旅行探险,如果不让他带走发掘物,探险就没什么意义了。” 


  在赫定的许多著作中记述了此次西北科考的经历:“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完美的,在一起情同手足。能有这种殊荣去与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,我抱着友情与感谢,将终身铭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!” 


  而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恰恰并非仅是十几位科学家的考察团,它背后的支撑力量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和精英分子,蔡元培、胡适、翁文灏、李四光、竺可桢、梅贻琦等,都与此事有着紧密关系。 


  因为合作愉快,收获巨大,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两次申请延期,直到1933年才结束。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发现、72具恐龙化石的挖掘、以及大批居延汉简的发现、对东亚寒潮的研究、对罗布泊的考察等多个领域成果震惊世界,也对中国相关学科发展起到开拓性、奠基性的作用。此后双方对考察成果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。 


  然而,遗憾的是,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左的思潮干扰,这个在中国科学考察历史上、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考察团,作为一个整体却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在网络发达的今天,网上关于该团的信息并不多,且大多写为“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”。国内外一些学者大多是从国外文献上才知道这个团体,就连中国《大百科全书》都曾认为这是一个“外国考察团”,后按照英文名字直译为“西北科学考察团实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”。发起这次考察的北京大学,校史上竟然对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字未提。 


  如今,80年前那群骑着骆驼、探索在蒙古、宁夏、甘肃、青海、新疆、西藏的中国奇男子已先后入土为安。穿透历史的风尘,耐心等待,土石扫去,方显本色。 


  来源:《凤凰周刊》2007年第11期总第252期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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